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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論文

信用擴張兩面性經濟論文

來源:職稱閣分類:經濟論文 時間:2019-07-24 18:39熱度:

  資本邏輯是資本主義社會統攝性和核心性的主導邏輯,信用內植于商品交換和資本增值的“價值擴張體系之中”,并伴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演變呈現出相輔相成的兩面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包括商品在內的一切生產都從屬于資本邏輯和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生產不會被限制在市場的界限之內,而是將市場的界限看作不過是必須克服的障礙。資本邏輯是經濟危機的始源性致因,信用擴張是經濟危機的集成性要因,對二者現代形態的辯證批判是廓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有效棱鏡,也是預防和化解經濟危機通達更高發展未來的現實性的可行方案。

信用擴張兩面性經濟論文

  關鍵詞:資本邏輯;資本增值;信用制度;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資本邏輯是資本主義社會占主導地位和起統攝作用的根本邏輯,對其進行批判、駕馭和超越,是中國經濟通達更高發展未來的關鍵路徑。信用內植于商品交換和資本邏輯的“價值擴張體系之中”,是貫徹、實現和揚棄資本邏輯的重要支點。對其進行剖析,一方面,能夠真正識別和透視資本邏輯;另一方面,能夠通過對其歷史性和動態性的考察,找準金融與實體經濟共生共榮的恰貼點,從而構建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特色之路。資本邏輯是經濟危機的始源性致因,信用擴張是經濟危機的集成性要因,對二者現代形態的辯證批判是廓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有效棱鏡,也是預防和化解經濟危機的現實性的可行方案。

  一、資本邏輯與潛藏的危機

  資本作為運動中的價值,在運動中生成、生長和揚棄。資本的生成即形成過程始于貨幣轉化為資本。貨幣是商品交換的歷史沉淀和價值凝結,其本質是一般等價物即價值。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價值在這里已經成為一個過程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它不斷地變換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改變著自己的量,作為剩余價值同作為原發價值的自身分開來,自行增殖著……貨幣是每個價值增殖過程的起點和終點……價值成了處于過程中的價值,成了處于過程中的貨幣,從而也就成了資本。”①貨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具有這種增值能力的奧秘就在于它在商品市場上尋覓到了“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獨特屬性”①的勞動力商品,因此,貨幣轉化為資本本質上是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因為“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它就什么也不是”②。勞動力成為商品賦予了貨幣“自體再生”的能力,從而通過運動和價值轉化,使貨幣羽化和升騰為自動的價值主體并被灌注了獨立的、自主的“意識”,從而使“貨幣的運動”和“貨幣的貨幣”進階為“資本的運動”和“資本的貨幣”。資本的生長和運動首先聚焦于資本擴張。具體而言,資本邏輯的展開首先表現為資本吮吸活勞動和并吞其他生產要素。價值增值是資本邏輯的生命線和準則,勞動力、分工、機器、科學、管理、技術等異質性元素被同構化為服膺于資本增值的附屬性同一化力量,它們必須在資本增值目標的統攝和考量下證明其存在的價值、作用和意義。更重要的是,資本邏輯還滲透和侵浸到經濟社會的統治和管理結構,表現為資本的社會掌控力量和統制性權力,以及意識形態方面資本拜物教的強化。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橫向拓展維度和生產、消費、思維、理念、行動等縱向深化領域,資本全方位“座架和形塑當代人的日常生活,操攝人們的靈魂和行動。持續強化的擴張邏輯讓資本的收益率越來越高于經濟的增長率和勞動的回報率,并使資本的統治和‘教化’愈發膨脹。”③資本收益率的畸高,一方面,滿足了短期內資本對高風險和高利潤的嗜欲,遮蔽和隱匿了現實和潛在的經濟衰退,刺激了資本投機性的冒險活動,營造了非理性繁榮的虛假景象;另一方面,經濟增長率和勞動回報率的低水平循環,掣肘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加劇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不平衡和背離,弱化了工人對消費品購買的有效支出能力,擴大了資本所有者和工人收入之間的既有差距。有資料顯示,“從1979年到2007年,每小時勞動產出增加了69.8%,非管理人員每小時平均工資卻降低了1.1%,這表明所有勞動生產所得都流向了資本積累。……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造成利潤無法實現的嚴重問題。上漲的利潤刺激著資本積累和產出增加,然而,停滯不前甚至有所倒退的工資水平限制了消費需求的發展。收入向社會上層階級傾斜并不利于消費需求的提高,因為對這些人來說,大部分收入不是用于消費。”④因此可以說,資本積累的閾限和經濟泡沫的刺破,即“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的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⑤。資本的生長和運動還表征為價值增值。資本通過周而復始的螺旋運動和復合增長產生盈余即擴大的價值。“一個貨幣額轉化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這是要執行資本職能的價值量所完成的第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是在市場上,在流通領域內進行的。運動的第二個階段,生產過程,在生產資料轉化為商品時就告結束,這些商品的價值大于其組成部分的價值,也就是包含原預付資本加上剩余價值。接著,這些商品必須再投入流通領域。必須出售這些商品,把它們的價值實現在貨幣上,把這些貨幣又重新轉化為資本,這樣周而復始地不斷進行。”⑥購買—生產—銷售……購買—生產—銷售……,資本這種毫無休止的價值增值形成了最強大的資本邏輯的閉環,“資本劃了一個圓圈,作為圓圈的主體而擴大了,它就是這樣劃著不斷擴大的圓圈,形成螺旋形。”⑦正如大衛·哈維所言,這種資本循環某種程度上像水循環一樣,不同的是,水循環經過循環往復的運動最終歸于起點,而資本循環卻是擴張上升的螺旋,是在更高級別和階段的復歸。馬克思在《資本論》三卷本中完整地揭示了資本的邏輯。在《資本論》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馬克思從資本價值運動的角度闡釋了剩余價值的生產和資本增值過程。這一過程起于貨幣向資本的轉化,止于“價值在市場上以貨幣形式”的實現。“馬克思假設所有商品都能按其價值交換,這意味著價值能在市場上以貨幣形式充分實現。”①以此為基準和地平,馬克思揭秘了資本增值的過程。首先,他研究了自由市場平等交換條件下資本增值過程對活勞動的剝削。一方面,潛在的勞動能力即勞動力與勞動力的現實使用即勞動之間的差額是資本家看重和瞄準勞動力商品的初衷。按照價值規律,商品在交換和流通領域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因此,價值增值不會發生在交換環節,而是發生在生產過程。在區分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基礎上,馬克思確立了資本積累過程的一般規律,即在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的碾壓下,“一切生產剩余價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最后,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定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斯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的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②因此,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增值、賺錢和資本積累在一方創造了相對于資本價值增值和實現的外溢和冗余的生產力,在另一方卻生產了貧窮和貧窮的消費限制和潛能塑造,資本所允諾的美好生活和絕大多數人的殘酷境況之間的矛盾是“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在《資本論》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馬克思“假設剩余價值生產領域沒有任何困難,而把驚險和不穩定的價值實現過程放在顯微鏡下分析”③。無論是資本形態的變化及其循環還是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資本克服不可預知的破壞和中斷,達成價值最大限度地實現,構成了資本流通過程的關鍵和核心命題。但同時,在價值運動和循環的過程中,也充滿了阻滯和妨害價值實現的矛盾和不穩定性因素,尤其是與第一卷關于剩余價值的生產和資本增值所得出的警示一樣,在剩余價值的實現環節———“商品的出售,商品資本的實現,從而剩余價值的實現,不是受一般社會的消費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數人總是處于貧困狀態,而且必然總是處于貧困狀態的那種社會的消費需求的限制。”④更確切地說,“普遍的生產過剩所以會發生,并不是因為應由工人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或者說,不是因為應由資本家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而是因為這兩種商品生產過多,不是對消費來說過多,而是對保持消費和價值增殖之間的比例來說過多,對價值增殖來說過多。”⑤由此導致價值生產與價值實現之間的脫節和斷裂,引發資本的破壞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混亂、崩潰、停滯和整全性危機。在《資本論》第三卷———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馬克思考察了不同的資本家和各種具體形式的資本對剩余價值的分割及其影響。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利潤率趨于下降以及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地主、銀行和金融機構等對剩余價值的分割,其實質不過是對工人剩余勞動的竊取和剝奪。在對生息資本獨特運動的剖析中,馬克思指出,生息資本所具有的全部內涵就在于“把貨幣放出即貸出一定時期,然后把它連同利息(剩余價值)一起收回”⑥。其間的“中介過程”和“中間運動”消失在資本增值的結果之中。生息資本將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開來,因而使資本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脫離實際的社會生產,增加了資本投機、貧富分化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最后,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著的、與人口相比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它的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不斷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①由此,馬克思不僅發掘了資本邏輯這一貫通《資本論》通篇的邏輯中軸和靈魂主線,揭露了隱匿于剩余價值生產、實現和分配淺表背后的真相,最重要的是,通過對資本邏輯、生息資本及經濟危機關系的洞悉和考察,找準了揚棄資本邏輯和化解經濟危機的可能路徑。

  二、信用擴張的兩面性與經濟危機

  資本邏輯與信用體系是深度關聯和絞合在一起的,離開了資本邏輯就無法真正理解信用體系的本質和作用,離開了信用體系就無法切實掌握資本邏輯的現實表征和現代形態。信用和信用體系是以價值為標的的發達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私人勞動同時必須表現為直接社會勞動的對立,特殊的、具體的勞動同時只是當作抽象的、一般的勞動的對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對立,這種內在矛盾在商品形態變化的對立中取得了發展的運動形式。因此,這些形式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性。”②在發達商品經濟條件下,這種一般的、抽象的危機的可能性由于買賣的時空分離、時間間隔以及商品和貨幣的形態變化而轉化為現實的危機。“在單純的商品形態變化中已經顯露出來的危機可能性,通過(直接的)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彼此分離再次并且以更發展了的形式表現出來。一旦兩個過程不能順利地互相轉化而彼此獨立,就發生危機。”③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對立構成了信用制度的“前夜”,而真正的信用經濟是以貨幣經濟為基礎的,易言之,信用制度(商業信用和銀行信用)以貨幣職能為其自然基礎。商品交換通過變更使用價值的所有者而實現商品價值的屬性使商品讓渡和價格實現發生了偏離和對立。一方面,商品生產者在使用價值的生產或商品待售時提前進行了成本和貨幣墊付,因而成為債權人;另一方面,商品的購買者在使用價值的生產期滿或者商品正式銷售前只是以“未來貨幣的代表”的身份購買商品,因而成為債務人。這種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因為貨幣的支付手段職能而得到了固定和強化。在延期支付中,商品所有者墊付耗資價值并讓渡使用價值,商品購買者獲取使用價值同時不出讓價值,這種表面上的時間間隔事實上是以信用為前提和基礎的。貨幣延期支付、清償債務的支付手段職能通過減少交換環節和縮減流通時間將流通量降低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資本積累和增值的需要,促進純粹的生產力最大程度的擴大和發展。因此,支付手段是信用制度“自然發生的基礎”,隨著“只是著眼于流通”而進行的擴大的商品交換、繁榮的商業發展和頻繁的資本逐利,“信用制度的這個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通化和發展。”④隨著信用體系的擴張和發展,信用制度產生并在貨幣經濟中不斷獲得獨立的形式。“商品不是為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取得定期支付的憑據而賣。為了簡便起見,我們可以把這種支付憑據概括為票據這個總的范疇。這種票據直到它們期滿,支付日到來之前,本身又會作為支付手段來流通;它們形成真正的商業貨幣。就這種票據由于債券和債務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消來說,它們是絕對地作為貨幣來執行職能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已無須最后轉化為貨幣了。”⑤馬克思還區分了“貨幣的貸放”和“資本的貸放”。他指出,“只有在匯票是一種融通匯票,根本不代表任何已經賣掉的商品的時候,對這種匯票的貼現才是資本的貸放。”⑥最后,“就像生產者和商人的這種互相預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礎一樣,這種預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據,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貨幣如銀行券等等的基礎。真正的信用貨幣不是以貨幣流通(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國家紙幣)為基礎,而是以票據流通為基礎。”①信用成為“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②,真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和現代信用得以建立。信用體系一經產生,就成為加速資本積累和實現資本增值的自覺和不自覺的工具。資本積累分別通過資本集中和資本積聚實現。而無論是資本集中還是資本積聚,本質上都是剩余價值的資本化。“信用促使每個生產領域不是按照這個領域的資本家自有資本的數額,而是按照他們生產的需要,去支配整個資本家階級的資本”③,它“使積累資本恰恰不是用在把它生產出來的那個領域,而是用在它的價值增殖的機會最多的地方”④。在經濟穩健和繁榮時期,“信用……增加生產的擴張能力并媒介和便利交換的進行。在資本主義生產要求超越私有制的界限而無限擴張的內在傾向同私人資本的有限規模發生沖突的地方,信用就插進來,作為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解決這個限制的手段,把許多個私人資本溶合成為一個資本……并讓一個資本家能夠去支配別人的資本……另一方面,當作商業信用,它加速了商品交換,因而使資本更快地回到生產,加速了生產過程的整個循環。”⑤而在經濟低迷和危機時期,“它又以商品交換的媒介的資格把自己所喚起的生產力打擊得更加徹底。銷路滯塞的現象剛剛露出苗頭,信用就緊縮了,它在成為必需的地方遺棄了交換,而在它還提供的地方,則證明自己沒有作用也沒有目的,因而在危機過程中,把消費能力縮減到最低限度。”⑥更嚴重的是,在不同體量的資本競爭角逐中,“信用不但向一個資本家提供了支配別人資本的技術手段,并且同時是推動一個資本家肆無忌憚地用別人資本進行大膽投機的刺激。它不僅作為商品交換的不講信義的手段使危機尖銳化,并且也使危機容易發生和擴大,因為信用把交換變成了一個十分集中和精致的機構,只用最低限度的金屬貨幣作為現實的基礎,因而很小的刺激就會引起混亂。”⑦因此,貨幣支付手段所隱含的直接的對抗性在危機時期受信用風險的放大和累積作用牽累,發展成了“絕對矛盾”———資本積累和危機趨勢。需要指出的是,“商品賣不出去,不是因為人們不需要這些產品,而是因為它們不能被買走,而它們之所以不能被買走,是因為它們被用來賺取利潤;作為使用價值它們并不是多余的,作為價值它們才是多余的。”⑧可見,在資本逐利和信用擴張之間,資本逐利是決定性因素,信用擴張是輔助性手段,資本積累和信用擴張蘊藏了經濟危機趨勢并將其演變為現實的危機,而每一次經濟危機都將信用發展推向新的更高階段。反過來,信用在更高階段的發展附庸和從屬于資本增值和資本積累,從而在更大范圍和更高程度上醞釀和激發新一輪的經濟危機,資本逐利與信用擴張的深度關聯,辯證演繹了不受控制的瘋狂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

  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兩股力量

  在縷析資本邏輯和信用體系關聯的基礎上,了解資本的形態嬗變,把握信用體系的范式發展,是準確剖析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題中之義,也是聚焦問題、找準危機癥結和內在運行機制的必然要求。列寧曾經指出:金融資本“就是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動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及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①金融資本或資本金融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最主要的資本形式。當信用制度使資本積累和資本增值在顛倒中達到完成地步的時候,金融資本便取代和同化其他資本形式,成為表面上脫離任何物質基礎和生產過程而自我增值的價值主體。20世紀90年代,人們繼續觀察到“確實有極大數額的金融交易在由專業金融機構相互關系形成的封閉領域中進行。這些交易既沒有商品和服務貿易也沒有投資相對應”②。金融資本的以太效應使其具有脫域化、虛擬化和主導化的新樣態特征和規定性。與產業資本相比,金融資本具有更強的俘獲高額利潤的欲求和制造、控制社會財富和權力的支配能力。與金融資本的統治支配能力相一致,金融資本成了獨立的自我增值和繁衍的“神話”。與此同時,傳統的資本拜物教也演化為金融資本或虛擬資本的拜物教,這樣,金融資本增殖的倍加效應“和資本的現實增殖過程的一切聯系就徹底消滅干凈了。資本是一個自行增殖的自動機的觀念就牢固地樹立起來了。”③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資本通過信用體系和金融創新衍生工具制造了經濟繁榮發展和社會財富持續增長的“幻象”,信用體系在助長資本擴張和資本增值的同時,將自身嵌入和內化到資本邏輯當中,充當資本的驅動機制并推動和規定經濟社會的運作。資本符號化和虛擬化的擴展,也為資本過剩和經濟危機埋下了伏筆和隱患。一方面,剝削率的提高減少了工人的有效需求和消費的部分能力,產品的滯銷和待售造成了生產性投資的衰微和制造業的空心甚至衰退,而虛擬資本的空轉循環和金融市場的過度膨脹所激起的投機泡沫掩蓋了實體經濟的真實狀況,造成了經濟平穩挺進和形勢一片大好的繁榮幻象;另一方面,虛擬資本和金融體系所具有的魔法般的即時性的生殖力,使其獲得了仿佛不用承擔生產周期的曲折和工業風險的波折就能獲取超額利潤的神力。從房地產到互聯網再到次貸的繁榮,盡管沒有生產性投資的突破,但是虛擬資本和金融體系投機性的大膽冒險和嘗試,總能熨平和掩蓋真實經濟的波折和動蕩。但是,金融資本雖然造成了“真實經濟產出的短期增加”,使利潤率避免遭遇斷崖式的滑坡,遮蔽了實體經濟的衰微和貧富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但是“信用的使用傾向于在長期把問題弄得更糟……從而加重比例失調的傾向和過度積累的傾向”④。資本收益率和勞動工資收入之間差距的拉大形構了生產和消費之間難以彌合的畛域,迫于經濟增長的外在訴求和資本增值的內在驅策,滋生和放大了投機、非生產性投資消費以及金融房貸等投資類型,激起了經濟泡沫。經濟泡沫一旦達到臨界或被刺破,人們會立刻感覺到這種不平衡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的衰退和整體崩潰。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信用或信用體系在資本逐利和資本邏輯的賦權下也越來越具有投機欺詐的屬性。資本積累以競爭和信用為必要條件,一方面,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利潤率趨于下降的規律向資本施加了競爭壓力,擠壓了大資本與小資本之間的生存空間,“大量分散的小資本被迫走上冒險的道路:投機、信用欺詐、股票投機、危機。”⑤另一方面,股份制度和社會資本以對立的形式造成對個別中小資本家和個人生產資料的剝奪,“即社會財產為少數人占有;而信用使這少數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因為財產在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在這種賭博中,小魚為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⑥概而言之,信用在以資本邏輯為旋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具有兩面性和二重性:“如果說信用制度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那只是因為按性質來說具有彈性的再生產過程,在這里被強化到了極限。它之所以會被強化,是因為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這種人辦起事來和那種親自執行職能、小心謹慎地權衡其私人資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這不過表明: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性質基礎上的資本增殖,只容許現實的自由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實上為生產造成了一種內在的但不斷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縛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產力的物質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使這二者作為新生產形式的物質基礎發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使命。同時,信用加速了這種矛盾的暴力的爆發,即危機,因而促進了舊生產方式解體的各要素。”①最后,資本逐利與信用擴張共同表征和詮釋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較之傳統的資本形式,金融資本具有更顯著的逐利性和風險性,在信用擴張的裹挾下,更容易導致經濟的不穩定和危機。就金融資本的逐利性而言,金融資本總是竭力分割和攫取剩余價值和利潤,“相當多的金融企業事實上只關注金融,別的什么都不管。它們永遠追逐投機獲利,而且只要能夠掌握力量的各種變化,這一逐利行為就不會停止。”②信用體系的“相對獨立性”不僅排擠和篡奪了貨幣的真實位置,而且給予金融資本家這一食利者階級“一種神話般權力,使他們不僅能周期地消滅一部分產業資本家,而且用一種非常危險的方法來干涉現實生產。”③金融資本無止境的逐利造成了資本的脫實就虛和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反噬,加深了生產性投資與金融投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脫鉤,編織了美好的經濟幻夢并釀成了大量的經濟泡沫。金融資本逐利的“惡的循環”和龐氏騙局不僅蒸發了大量社會資本,扭曲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比例結構,而且由于信用制度的遮掩和遲滯,導致經濟的隱性式微甚至引發全面的經濟危機。就金融資本的風險性而言,“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他人的資本,他人的財產,從而他人的勞動的權利。”④把他人的資本和財富當作“賭注”為自己的資本牟利,這種“危機轉嫁”和“勝者通吃”使金融資本投資越來越具有隨心所欲和不顧后果的特點。信用使金融資本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具有純粹的冒險和賭博的偏好和傾向,雖然偶爾散發著“形勢大好”的神圣光彩,卻不能不在泡沫破滅時迎來經濟危機的“當頭棒喝”。因此,只有認清金融資本、信用體系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及其關系,才能掌握經濟危機爆發的癥結,從而采取有效的預防性對策和治理性措施,延緩和削減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和效應。

  四、余論

  西蒙·克拉克認為,“危機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一直發揮著核心作用,但同時又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最為薄弱、最有待發展的領域。”⑤馬克思同時代及其后的學者嘗試找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內在致因和發生機理,提出了諸如消費不足危機論、生產過剩危機論、利潤率下降危機論、比例失調危機論、信用擴張危機論等理論,從不同側面結合時代發展課題為克服和舒緩經濟危機制定了方案。但同時,這些理論在最初仿佛巧妙地化解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矛盾,但瞬即制造了許多新的需要克服的問題,因而,時至今日,對經濟危機的探討一直處在進行時中。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傳統的資本形態退居“二線”,數量龐大的虛擬資本走向“前臺”,資本的顛倒現象在經濟領域不僅達到了完成的地步,而且拓展和投射到社會生活的多元領域,資本的符號化和虛擬化無以復加。有學者以此為依憑,質疑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對現實的歷史解釋力和動態指導力。這些學者忽視了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既不是包治百病的莫里遜式丸,也不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具體結論。面對變動不居的經濟現實,馬克思主義學者們亟須從嶄新的經濟事實出發,結合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和方法論原則,變更實踐語境和話語體系,為波及全球的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給出解決方案,證實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有效性。

  作者:姜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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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信用擴張兩面性經濟論文

文章地址:http://www.592mir.com/jjlw/133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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