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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文

儒家文化與互聯網秩序

來源:職稱閣分類:文學論文 時間:2019-08-05 10:07熱度:

  這篇論文主要介紹的是儒家文化與互聯網秩序的內容,本文作者就是通過對儒家文化的相關內容做出詳細的闡述與介紹,特推薦這篇優秀的文章供相關人士參考。

儒家文化與互聯網秩序

  關鍵詞:儒家文化;互聯網;治理秩序;中國智慧

  一、問題的提出與界定

  2016年5月,首屆“儒家文化與互聯網秩序”研討會在曲阜召開。此次會議可謂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所謂天時,當前正處于傳統文化復興和互聯網秩序生發的關鍵時刻;所謂地利,山東曲阜是儒門圣地;所謂人和,與會人員涵蓋儒學、互聯網、法學等學科,可謂“跨界融合”。

  討論“儒家文化與互聯網秩序”的問題,需界定三個基本概念,即“儒家文化”“互聯網”和“秩序”。但就筆者目見所及,既有相關研究除極少數外,在這三個概念的理解與詮釋上并無甚新意。大多數研究者對“儒家文化”的理解主要停留在道德倫理文化和哲學思辨文化層面,認為其能夠為互聯網秩序生成提供的主要是一些化解網絡戾氣、促進網絡和諧、凈化網絡空間的微言大義抑或只言片語;在他們看來,“互聯網”是一個充滿戾氣與糾紛的不和諧空間,因此需要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和諧倫理的浸潤與調適;在他們眼中,所謂“秩序”也只是淺層次的不吵不鬧不打架,以和為貴,而缺乏對互聯網秩序生成原理的根本性深入思考,更遑論結合儒家文化探討互聯網根本秩序生發。①也就是說,大部分既有研究其實是簡單化地、臉譜化地處理了這三個概念,并且缺乏對三者之間的可能張力與深層勾連及其建構途徑的有解釋力的分析。

  筆者認為,這里的“儒家文化”不應當是那種博物館化的、白胡子老頭化的儒家文化,不應當只停留在哲學思辨抑或道德說教層面,而必然應當側重于當代大陸新儒家所倡導的、具有政治維度和制度指向的、能夠作為治理秩序之基石與靈魂的精神原則。①換言之,主要是儒家之“道”而非“器”,主要是“禮”之“義”而非“儀”。這里的“儒家文化”必然是現時代的儒家文化,接納社會科學新知的儒家文化。在當代社會,儒家(哪怕是公羊家),如果不加納和借助社會科學話語,“弘道”“原道”恐終無從入手,無所取材也。

  進而,這里的“互聯網”,也不能僅僅停留在PC機時代,或者說web1.0時代的局域網、萬維網,而必然是已經進入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由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作為技術基礎的、以跨界融合、連接一切、用戶至上、體驗為王為基本要義的“互聯網+”時代的互聯網。今后甚至可以進一步期待“萬物互聯”的時代。在這個信息革命時代,互聯網作為創新性基礎設施,每時每刻都在打破和拓展物理和思維的疆界,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和存儲的天量大數據是新型的生產資料,對大數據進行運用性計算將會釋放出突破性的生產力。

  最后,這里的“秩序”也不是政府監管部門所期待的那種淺層次的、井井有條的和諧秩序,而毋寧說是一種決定互聯網生態環境的根本性秩序或曰“元規則”。在首屆“儒家文化與互聯網秩序”研討會這個里程碑式的會議上,討論的應該是這些根本性的秩序問題。這里的“秩序”應當是某些帶有政治決斷性的原則和理念,決定了這個秩序是叢林時代還是文明社會。

  此外,還有一個隱含的關鍵詞就是,“中國”。雖然儒家與互聯網都具有相當大的時空上的延展性和包容性,具有跨越時空的影響力和生命力。但今天的人們思考問題不能脫離具體的“中國”這一時空語境,因此需要關注,為什么在短短20年中,互聯網在中國獲得了超乎尋常的迅猛發展,這與中國文化土壤尤其是儒家文化有何關聯,這樣的土壤孕育出的互聯網生態又具有什么樣的特殊性,這種中國式的互聯網生態對于人類互聯網秩序的生發又有何意義?

  因此,按照筆者的理解,所謂的“儒家文化與互聯網秩序”的議題,意思應該是現代儒家文化能夠為“互聯網+”時代提供怎樣的根本性秩序貢獻,至少是理論解釋與指導;反過來,“互聯網+”時代能夠為儒家治理秩序理想的實現提供怎樣的助力,以及二者之間有何緊張沖突之處,如何促進前述貢獻與助力之實現。當然,這個話題實在太大,遠非筆者能夠回答,也遠非本次會議所能解決。故筆者以下的論述主要圍繞著四對關鍵詞:網絡天下與萬物互聯,以人為本與用戶至上,互惠原則與分享經濟,責任倫理與道德情操,分別試圖回答儒家文化視角下的互聯網秩序是什么、秩序為什么,以及行動原則與行為限度等問題。

  二、網羅天下、萬物互聯與互聯網秩序生態

  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無論是叢林時代還是文明世界,都有其基本的秩序生成原理。但在討論具體的原理原則之前,有必要對這個秩序的全貌進行判斷或者了解。借用自然界和互聯網共通的一個術語,就是這個秩序的“生態”。自然界的生態毋庸贅言,社會科學界關于社會有機體的理論也源遠流長,在現時代,生態概念更受到互聯網巨頭們空前一致的強調。在對秩序生態的想象與描述上,“互聯網+”時代的思想與實踐與儒家文化有重大暗合。

  “互聯網+”時代的典型秩序生態是“萬物互聯”。眾所周知,數學領域有著名的六度空間理論,認為任何兩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過六個,也就是說最多通過五個中間人就能聯系起兩個陌生人。在“互聯網+”時代,六度空間理論或許將被進一步修正成為三度空間理論。“互聯網的實質是一種關系,‘互聯網+’的實質是關系及其智能連接方式?;ヂ摼W去中心化、降低信息不對等,重新解構了過去的組織結構、社會結構和關系結構,關系及其連接方式相對更具有隨機性,主要是連接意義上的人工智能在發揮作用;‘互聯網+’真正實現了分布式、零距離,關系的建構與連接融匯了人的智能,是‘人工智能+人的智能+群體智能’的交匯?;ヂ摼W是通過計算機的連接,部分地實現了人的連接、人和信息的連接;‘互聯網+’融合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實現人與人、人與物、人與服務、人與場景、人與未來的連接。”[1]9“互聯網+”時代的世界將會因溝通條件的改善變得更小,也會因互聯互通的拓展而變得更大;在變小的同時將變得更扁平,在變大的同時將變得更多元。在“互聯網+”時代,基礎設施是互聯互通的,技術革新是無界分享的,參與主體是眾生平等的,數據信息的鋪天蓋地的,主體行動是無時無刻的,而其終極追求則是萬物互聯?;ヂ摼W摧毀了固有身份,重塑了社會秩序,打破了固有邊界,削弱了信息不對稱性,降低了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提升了全社會的運營效率,讓組織、雇傭、合作都被重新定義,進而在弱關系社會里重新建立契約和信任關系,在連接的關系里產生了新的能力和人際關系,信息的民主化、參與的民主化、創造的民主化得以盛行。①儒家文化關于秩序生態的理解與實踐可以用“網羅天下”來表述,這與“互聯網+”時代“萬物互聯”的秩序生態觀有著驚人的暗合。雖然“網羅天下”不是儒家原典中的固有詞匯,但筆者認為可以用來較為準確地揭示儒家關于秩序生態的理解,即儒家認為,社會秩序生態是一張全方位立體式的“網”。首先,儒家理想的秩序生態是一張“網”,所有的生命都不是純粹個體,而只是這張秩序之網上的一個扭結,并與周圍的人事發生各種聯系。更具體地說,傳統中國每個人都生活在倫常秩序的網絡之中,扮演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各種相對性的角色。其次,這張“網”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所以具有時間與空間、縱向與橫向上的相當大的拓展和延伸。正如傳統中國“家”的觀念中,每個人既是祖先的子孫,又是子孫的祖先,在敬奉祖先與垂范子孫的香火傳承中,個體有限的生命獲得了無限的傳承。在空間意義上,儒家倫常也不是封閉的,由于引入了“朋友”之倫,遂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包容與達觀。在這個意義上,費孝通先生所說“投石入水、波紋四散”[2]1,也許僅僅是這張立體時空網絡上的一個狹窄的凝固截面。第三,儒家還有一套在有形和無形中建構、拓展和延伸秩序之網的規則體系,這就是“禮”。“禮者,履也”,最初的來源就是叢林時代的禁忌和事神致福的行動,因而“禮”是生成的而非建構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并且尤其凸顯了儒家秩序觀中的“生態”色彩。儒家所謂的“禮”,也是一張具象化的規則之網,把所有人恰如其分地安頓在秩序之中。傳統中國的每個人,都能夠也必須在禮法秩序中獲得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間與意義。

  無論是“互聯網+”時代的“萬物互聯”,還是儒家文化中的“網羅天下”,二者關于秩序生態的塑造與想象,均與以原子化的個人為基礎的近現代西方秩序觀是截然不同的。孰優孰劣姑且不論,但直到今天,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仍然較深層次地保留了儒家“網羅天下”色彩,并且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而進一步走向“萬物互聯”。說到底,仍在“網”中。當然,必須看到的是,“網羅天下”與“萬物互聯”之間雖然具有高度的理念契合性,但也存在一時難以消解的張力。比如,萬物互聯帶來的去中心化、扁平化秩序格局與一般認為的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格局之間就可能存在較大抵牾?,F在的問題是,如何在現時代利用這種契合性以促成互聯網秩序的生發?對此至少有三點值得強調:首先,在治理層級上,要由傳統的金字塔型走向扁平化與多元化,這會極大地釋放治理的效率效益,增強治理的可欲性與可接受性;其次,扁平化與多元化的治理網絡與儒家傳統治理秩序理念并不存在絕對沖突,中國傳統鄉村秩序的建構本身就是多元且分布式的;第三,在去中心化的同時,也要堅持以人為中心,這也就是本文要論及的第二個問題,以人為本、用戶至上與互聯網秩序目的。

  三、以人為本、用戶至上與互聯網秩序目的

  在描繪了“秩序是什么”之后,接著要討論“秩序為什么”的問題。除了絕對的自然狀態與真空環境①,在任何時代,秩序本身都不是目的,秩序中的人才是根本目的。人們之所以建構治理秩序,或者說治理秩序之所以如此生發,都潛含著秩序中的“人”的治理目的性。因此,“去中心化”的治理秩序本身又必須實現“再中心化”,否則作為秩序目的的人就會被“物化”,進而出現秩序的“異化”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儒家文化與互聯網同樣具有高度暗合。

  儒家的秩序目的觀可以用“以人為本”來統攝。這里的“以人為本”基本上可以算是一個儒家原典詞匯,盡管其更為人們所熟知的固有表述是“以民為本”。無論是“以人為本”還是“以民為本”,其中的“人”和“民”都是秩序的目的而非手段。[3]毋庸諱言,在中華文明或曰儒家文化的早期,曾經有過較為原始的自然崇拜和人格神信仰,這種崇敬進而構成了統治合法性的論證與加持。幸而,在最早的儒家原典《尚書》中,華夏先哲和偉大的立法者們已經一詠三嘆地反復申論了“天聽民聽”“天視民視”“民為邦本”等思想。“湯武革命”之后,治理者一方面恢復了“天道信仰”觀念,但他們更加意識到,相對于虛無縹緲、不可捉摸的“天命”,“人心”似乎更加值得關注。所以西周的治理者仍然“敬天”,但是他們“敬天”的目的是為了“保民”,即保持治理權和治理秩序的長期穩固。從此,“民”在治理活動中的特殊地位與重要意義被發現,華夏文化政治共同體的治理思想進入了“以民為本”的時代。待到孔子創立儒家學說,提出“仁”學理論,“人(民)”作為秩序目的的理論進一步被系統性地提出和論證。[4]這無疑是一個偉大歷史進步。相較于彼時尚在茹毛飲血或匍匐于神權之下的西方,中國先賢在對天的敬畏中發現了“人”,強調仁者愛人,人是終極目的。此后數千年,儒家沒有形成西方意義的宗教,但通過宗法禮教和三綱八目,牢牢地樹立了以“人”為核心的秩序目的觀。近代以降,雖然西方政治哲學也講“人民主權”,共產黨人也講“人民當家做主”,但前者之“人”是原子化的,后者之“民”是抽象化的,均不及儒家“以人為本”之“人”的具體與生動。

  “用戶至上”是“互聯網+”時代的一個基本思維,其背后的本質則是對人性的尊重。“互聯網除卻冰冷的技術性,其力量之強大最根本地也來源于對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對用戶體驗的敬畏、對人的創造性的重視。”“人性即體驗,人性即敬畏,人性即驅動,人性即方向,人性即市場,人性即需求,人性即合作。人性是連接的最小單元、最佳協議、最后邏輯;人性化是連接的歸宿,是融合的起點,是存在的理由。小到一次互動,大到一個平臺,都要基于人性思考、開發、設計、運營、創新和改進。人性是檢驗的標尺,人性是關系的核心。”[1]54正如360公司創始人周鴻祎所講的,在“互聯網+”的時代里,用戶不會想了解你的技術是否很牛,不會想知道你的公司有什么偉大的夢想,他們真正在意的是你的產品能解決什么問題,創造什么價值;在互聯網產品越來越同質化的時候,誰能夠從用戶需求出發,把體驗做到極致,最后讓用戶在使用產品的過程中感受到方便、愉悅、放心,誰就可以真正地贏得用戶的信任;這就要求企業做產品的時候要時刻從用戶的角度出發,發自內心地尊重用戶的利益;無論商業模式千變萬化,用戶基礎才是王道;只有重視人性、尊崇人性,不忘基于人性的初心,才能獲得商業上的成功。[5]對用戶人性的推崇和尊重已經構成了“互聯網+”時代商業秩序的根本準則,并將進一步塑造這個時代的治理秩序。以法治政府建設為例,“互聯網+”時代用戶至上、體驗為王的生存法則,將解構傳統行政法律關系以行政權為中心的格局,生發出新的相對人中心主義的法治政府權力關系。[6]

  在把“人”視為秩序目的而非手段的根本性問題上,儒家文化中的“以人為本”和“互聯網+”時代的“用戶至上”具有高度的趨同性,可以作為“互聯網+”時代的基本秩序建構原則。落實這一原則至少有兩點要求:首先是永遠必須把人當作目的而非手段??梢栽O想一下“互聯網+”時代的秩序運行:基于互聯網思維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政府其實就是治國理政相關產品和服務的直接供應商,應當堅持用戶至上的宗旨;如果政府以非正當的動機確立目標、設計制度、指導行動,作為產品和服務接受方的公民即可通過連接一切的互聯網實現目的揭露、群體召集和多元共識行動,從而改善治理,達成善治;相反,如果政府的目標、制度與行動符合良法善治的方向,作為用戶的公民將會報以好評、點贊、參與、配合和支持。[7]其次,這里的“人”必須是存在于互聯網秩序網絡中的具體真實生動的個人,而不能只是潛伏在網絡背后孤立單一的“一條狗”。當然,人性復雜,既有光輝的一面,也有陰暗的角落。在具體的互聯網治理秩序建構/生發中,還應當充分尊重和因應人性的復雜性與真實性,確立基本的行動準則與行為限度。這就涉及本文將要論及的第三和第四個問題。

  四、互惠原則、分享經濟與互聯網行動原則

  在生物意義上,人欲生存,不能不消費,不能不生產。為了提高生產效率,人們不得不合群并努力探索提高其合群之技藝,以擴大其群之規模,產出更多物品,養活更多人,以提升生存質量。[8]在秩序意義上,作為秩序目的與主體的人,不能不有各式各樣的社會交往與政治行動。既然在前文強調人的具體與生動,就必然涉及主體的行動與相互關系問題,也就是互聯網秩序中基本行動原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儒家思想與互聯網實踐之間也不乏暗合之處。

  儒家關于人際交往的一個基本準則就是“互惠原則”。這是組織人類共同體最基本的條件。先民無筋骨爪牙之利而能“群聚”①,組成共同體共同生活,抵御自然界的危險,就是享受了合作和集體的紅利。漢人班固強調人類結成共同體是因為具有“仁愛”的本性②,這是非常必要和符合實際的。如果不發揮人類本性中的仁愛因素,先民們無法結成共同體;即使結成共同體,也無法通過互助與合作享受共同體的福利,也就無法擺脫“以力相征”的爭斗狀態。當然,這并不是說儒家無視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因素。相反,儒家旗幟鮮明地正視了這一問題。在對自由商業先驅子貢的“因材施教”中,“至圣先師”孔子提出了兩條基本準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儒家“互惠原則”的最好表述,不僅大方地承認了“己有所欲”,指明了“己欲立”和“己欲達”的途徑是“立人”和“達人”,而且十分清醒地警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無疑蘊含著深刻的經濟學思想和商業智慧,堪稱是兩千余年前共享經濟、互聯網經濟的先聲。③在政治上,儒家講求“君君臣臣”,同時說“君不君則臣不臣”。這也是在講求權利義務的雙向性與非絕對性(儒家也反對權利義務上的絕對平等性與對價性)。這些都跟近代西方的原子化的、等價交換的權利義務觀和人際交往原則有著極大的不同。在日常人際交往中,儒家也是以“互惠”為基本原則的。[9]農村生活中常見的一些情境,比如紅白喜事舉全村之力操辦,比如遠親近鄰之間禮物的流轉,比如農忙時節的換工幫工,比如“報”的觀念,都是這種互惠原則的體現,也構成了儒家式自生自發秩序生成的實踐基礎。

  “分享經濟”是“互聯網+”時代最為火爆的經濟模式。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何充分調動分散的閑置資源、集中解決現有市場難以消化的巨大需求,是分享經濟興起的根本原因;隨著智能終端的普及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信息交換的時空局限被打破,雙向溝通更加精準,互聯網平臺在技術上實現將分散的供給與需求統一對接,進而降低交易成本,讓各類服務更加便宜、便捷,是分享經濟得以發展的現實因素;分享經濟運用互聯網思維、倡導人人參與的理念,讓傳統意義上的單純消費者在經濟活動中扮演更多角色,是分享經濟能夠快速吸引加入者的關鍵;但從根本上來講,分享經濟的本質是以租代買,讓支配權與使用權相分離,使資源可以在脫離支配權人的基礎上讓他人以租賃的形式使用,通過互聯網的方式進行“資本拷貝”,用網絡匹配更多的需求、創造出更多的價值。[10]以“互聯網+”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階段,越來越多以利他主義為前提的成功商業模式,使人性自私的假設遭受了諸多現實的沖擊與挑戰??梢钥吹?,今天幾乎所有的互聯網巨頭都在講利他主義,講分享經濟,講免費模式。這就是“互聯網+”時代的利他主義。這個時代商業活動的目的仍然是利己,但卻以利他主義方式行事,它以“羊毛出在豬身上”的方式獲取利潤。換言之,“互聯網+”時代利他主義的商業模式顛覆了傳統買與賣之間的二維經濟關系。這種新型的利他主義商業行為不能簡單用傳統的基于人性自私的“理性經濟人”假設進行解釋。“互聯網+”時代,一種以誠信為基礎集聚用戶量,以依賴為基礎彰顯用戶體驗為王,以“隨時、隨地、隨心”重構的消費者主權時代已經來臨,它要求利已的生意必須建立在全心全意為用戶服務的基礎之上,它讓誠信成為商業成功的基礎條件,它引導著產品提供者從利他中獲得溢出的自我利益。[11]

  無論是“互惠原則”,還是“分享經濟”,都對傳統經的以人性自私、人性本惡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帶來巨大的沖擊。不僅如此,二者也對以這一人性論為基礎的近代治理秩序制度設計理念提出了重大的拷問。因為近代以來西方主流國家建立的代議選舉制、三權分立制、違憲審查制等一系列制度,均分享了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制度設計理念;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傳統行政法體系,也都以控制行政權濫用,維護相對人合法權益為宗旨。[12]儒家“互惠原則”的重光和互聯網“分享經濟”的興盛帶來的啟示是,雖然也許無法從生物上改變人性自私的基因,但在“互聯網+”時代,誠實信用的地位會越來越重要,無論是個人還是商家,還是政府,都必須堅持此一原則。公開、共享和透明成為顯著的時代特征,用戶從過去默默無聞、有氣難出、有權難維的弱勢局面,變成了隨時可以用點贊、好評抑或差評、吐槽等方式形成壓倒性規模的意見表達,從而扭轉與企業之間的力量對比,進而回歸“用戶就是上帝”的本源。

  五、責任倫理、道德情操與互聯網行為限度

  在討論了秩序生態是什么、秩序目的為什么和行動原則是什么之后,有必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就是,相關主體在“互聯網+”時代前述秩序框架下的行為限度。恰恰在這個地方,當下的互聯網世界出現了很多令人遺憾的現象,前兩年引發網絡熱議的青年魏則西的悲劇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關于魏則西事件,輿論的矛頭多指向莆田系和百度公司,當然也有更深刻的反思指向監管弊病。在這個問題上,儒家文化可以為互聯網秩序生發提供有益的借鑒。

  通常認為,儒家文化是一種“倫理型”的文化,但更多學者強調,這種“倫理型”文化具有強烈而多元的“責任”指向。“責任倫理”不是儒家原典詞匯,但用來指代儒家文化對人作為秩序主體之行動限度的強調,或者說指稱儒家對健全人格之養成與優良秩序之生發的期待,應該相去不遠。[13]正如前文所說,不僅不應將儒家倫理文化“窄化”或者“矮化”為今日所謂個人層面的思想道德修養,而且應當體認到,儒家倫理文化本來和本身就具有強烈的秩序生發意涵。儒家之“倫”,是公共關系中的“倫”,儒家之“倫理”,是秩序網絡中的“活法”。這里的“活法”,既是相較于制定法的“行動中的法”,更是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習行而不察卻又浸透于血液骨髓精神觀念中的“過日子”的規則與邏輯?!渡袝?middot;大禹謨》載:“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這里的“天敘”即是上天賜予,“天敘五典”就是上天向人間頒示五種倫常禁忌;故人間一切秩序都必須按照此五倫常而構建,日常禮儀(即“五禮”“五服”“五章”)及其處罰措施(“五刑”“五用”)都是對天敘“五倫”的運用和保障方式。[14]由此“五倫”而生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政治社會關系,各主體皆負有倫常上的責任與義務,這種責任與義務甚至高于權力與權利,具有先定性。①或曰儒家的權利義務是非對稱的,但正是在不對稱的地方隱藏著責任倫理。這種責任倫理的高標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間層次是要“學為好人”,最不濟也要“諸惡莫作”。

  “道德情操”是從亞當·斯密那里借來的一個詞匯。亞當·斯密的傳世著作《國富論》堪稱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學教科書,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卻不似前者那般流傳廣遠。但恰恰在后一本著作里,作者對于資本主義的行動方式進行了很多先知般的規勸,堪稱西方《論語》。作者用同情的基本原理來闡釋正義、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產生的根源,說明道德評價的性質、原則以及各種美德的特征,并對各種道德哲學學說進行了介紹和評價,進而揭示出人類社會賴以維系、和諧發展的基礎,以及人的行為應遵循的一般道德準則。[15]60197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說,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才是問心無愧的“利己”。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也說,在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由于人們只看到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重視經濟人的謀利心理和行為,強調“自利”,卻相對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論》中所重視的社會人的倫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從而曲解、誤讀了亞當·斯密學說。事實確實如此,近300年來的大多數人只記住了前者,于是有了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來到世界上,每個毛孔都浸透著血淚”,“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就可以藐視一切人間的法律。”更令人遺憾的是,100余年前馬克斯·韋伯先后出版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儒教與道教》等著作,原本只是理想型的歸納,卻被中國學界奉為治學的圭臬,以致只知此“馬克斯”而忘記彼“馬克思”,在此指導下的所有研究也不過是為“韋伯神話”做各種注腳。

  當今的“互聯網+”時代,雖然有分享經濟帶來的誠實信用原則的高漲,但是在“道德情操”或曰“責任倫理”方面不盡如人意者仍然甚多。如果長期罔顧公眾責任,“互聯網+”時代的優良秩序決然無法妥善生發。特別是在我國,這個問題尤其突出。因此,必須重視和重構“互聯網+”時代的責任倫理。這種責任倫理至少有私主體和公主體的兩個面向。就私主體而言,由于互聯網的“放大鏡”“傳聲筒”和“隱身衣”效應,各種海量信息泥沙俱下,隱藏在信息網絡背后的“人”更得以盡情地釋放出人性中的某些陰暗丑陋,更遑論借助互聯網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就公主體而言,現代社會公權力對私生活和經濟活動的干預已經無孔不入,如何在秩序維護、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之外,謹守公私權界,審慎運用權力,著實考驗肉食者的智慧。此外,還需引起注意的是,雖然“互聯網+”時代的治理結構和權力關系出現扁平化和多元化格局,但互聯網巨頭們個個體量巨大,作為“私主體”隱然享有大量“準公權”,故尤其應承擔公眾責任。

  結語:為人類互聯網優良秩序貢獻中國智慧

  以上從四個方面初步地論及了儒家文化與互聯網秩序生發要解決或者回應的問題。由于個人視角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前文都是在提出一些發散性的思考要點,而非提出系統的解決方案。這些問題對人類而言具有普遍性,但解決或者思考的方式可以是中國式的,特別可以從儒家文化入手。

  最后想要強調的是,中國目前已有有7億網民,未來必將是14億人的大網絡。中國在接入國際互聯網后,短短20余年即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產生了一大批互聯網巨頭。正如姚中秋教授在曲阜會議開幕式上的發問:為什么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這么好?阿里巴巴是成功了,但他們能講好自己的故事嗎?中國的互聯網治理實踐是世界上最豐富和最生動的,未來互聯網秩序的生發,中國儒家學者和政學各界有條件,更有責任為之貢獻經驗與智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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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吳歡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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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儒家文化與互聯網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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